印度！許多人怕去印度，因為臟亂和貧窮，因為火車飛機從不準時。這些，正是讓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兩回氣后，我有了“頓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時，火車一定會來。我放心地在火車站讀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沒時間讀的書。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終于擺脫時程表！

印度的燥熱飛塵、天天在街頭上演的生老病死，為我曉示生命的本質。我也去過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燒一半的殘尸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頭吞下。生死有界，流水無痕。我驚悸而感動。

不知不覺，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頓了我。毛躁起來時，閉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車站月臺、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靜定一點。我開始覺得云門的工作不是磨難。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獨的背包旅行，讓我看到許多山川和臉孔，見識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旅行為我打開一扇扇門。回了家，我閱讀，追尋曾經碰觸過的文化，關心去過的國家，遠地的戰爭仿佛也與我有關。更重要的是：離開臺灣，隔了時空的距離，臺灣，還有在臺灣的自己，變得特別地清明，因而逐漸培養出對付自己的能力。

臺灣解嚴20多年，但是，我們仍然容易陷入島嶼的自閉，陷入消費主義的迷障。我懷念六七十年代年輕人沒有特定目的的貧窮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出走。

2004年，我把“行政院文化獎”的60萬獎金捐出來，成立“云門流浪者計劃”，承蒙許多朋友，特別是施振榮先生和他的夫人葉紫華女士，以及吳清友先生、嚴長壽先生熱心支持，使這個計劃可以持續進行。五年間，四十一位年輕朋友在“流浪者”的獎助下到亞洲各國學習，去奉獻，去挑戰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臺灣受了太多西方影響，對于近鄰的亞洲文化缺乏認識，我們希望年輕朋友去紐約、巴黎之前，先到亞洲看看。我們要求“流浪者”單獨旅行：一個人走才能增加與當地人互動，確保和自己對話的機會。我們也期待旅行的時間不低于兩個月：希望他們可以完成緊張、興奮、疲累、挫折與重建的幾個階段才回家。

常有人問，對“流浪者”有什么期待。我們祝福他們帶著新的視野，以及對自己的新觀點，重返臺灣的生活。如此而已。

然而，事情的發展讓人喜出望外：

第一屆的謝旺霖書寫鐵騎西藏高原的《轉山》成為2008年誠品中文書籍排行榜第二名的暢銷書；簡體版在大陸“火紅”。

劉亮延的“李清照私人劇團”新作不斷，令人驚艷。

鐘權的紀錄片在公視、在大陸播放。

吳耿禎的現代剪紙這兩年來，成為臺北眼亮的風景。

薛常慧的伊朗之旅，促成臺灣與伊朗紀錄片的交流。

楊蕙慈去廣西學蠟染，回來發愿募款，要為當地瑤族孤兒蓋一所小學。

盧銘世持續在臺灣推廣種樹，綠化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