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證數據顯示，5.12汶川大地震后隨著國家政策調整等因素的介入，羌族舞蹈的生存狀況已有明顯改善。然而，令人堪憂的是，國家政策的調整在現實中更大程度吸引的卻是漢族和藏族民眾。這些與羌族民眾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漢藏民眾積極融入羌族舞蹈的參與，卻沒有充分動員羌族民眾對本民族舞蹈的熱情。這種現狀告訴我們在今后的羌族舞蹈的保護中需要針對羌族民眾推行更有針對性的有效措施。 關鍵詞：羌族舞蹈；汶川地震； 文化環境變遷 引言 必須承認，現階段關于羌族舞蹈的研究并不多見。這些相對有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其舞種、類型、特征、美學意義等史料性、教科書式的研究。①而類似關于羌族傳統文化搶救和保護的研究，同樣在汶川地震之后達到了高潮。學者得出的結論往往是羌族舞蹈處于生存危機之中，因此需要通過加大政府投入和鼓勵民眾參與等方式來拯救這種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且，許多學者指出，在汶川地震后，羌族民眾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因此羌族傳統文化的生存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危機。因此，對羌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在震后也就顯得刻不容緩。②這些研究為我們了解羌族舞蹈的基本狀況，認清當前羌族傳統文化的危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在筆者看來，既存的研究中也存在著以下不足：首先，缺乏對地震前后羌族舞蹈生存狀況差異的考察。雖然，關于羌族傳統文化保護的文章層出不窮，但因為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種類豐富且差異性極強，舞蹈只是其中之一。它們除了共同經歷了“5.12大地震”的慘痛，其境遇則各不相同。更為重要的是，現有的研究缺乏對羌族舞蹈生存狀況細致的實證考察，往往僅給予讀者空洞的印象。其間雖不乏真知灼見，但卻未挖掘羌族舞蹈生存的真實樣態，也就無法正確地描述羌族舞蹈生存所面臨的真實問題，同樣也更不可能提出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 為解決既存研究中的問題，筆者所在的課題組嘗試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對地震前后羌族舞蹈生存樣態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即通過問卷調查③、實體考察和個案訪談的方式獲取羌族舞蹈真實的生存樣態。此次調研數據顯示，在地震之后，隨著國家政策的調整等多方面的原因，羌族舞蹈的生存狀況已經有明顯改善。然而，令人擔憂的卻是，國家政策的調整更大程度上吸引了與羌族民眾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漢族和藏族民眾對于羌族舞蹈的參與，卻沒有充分動員起羌族民眾對本族舞蹈的參與。這種現狀告訴我們在今后的羌族舞蹈的保護中需要針對羌族民眾推行更有針對性的措施。 一地震前后羌族舞蹈生存狀況分析 在研究中，筆者選擇了兩個指標用于描繪地震前后羌族舞蹈的生存樣態：舞蹈信息的接觸度和舞蹈活動的參與度。其中“接觸度”是指民眾借助各種媒介，如電視、廣播和網絡等，接觸到有關羌族舞蹈信息的頻率。“參與度”則是指民眾以各種方式在現場參與到各類羌族舞蹈活動的頻率。筆者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民眾接觸到羌族舞蹈信息和參與羌族舞蹈活動的頻率越高，則意味著羌族舞蹈的生存狀況越好。接觸度和參與度越低，則往往代表著羌族舞蹈的生存出現了危機。 （一）地震前后茂縣地區羌族舞蹈接觸度比較 表1：地震前后各族民眾④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頻率 表格說明：（1）數據采編《羌族舞蹈生存狀況問卷》的統計報告。（2）問卷通過SPSS軟件統計。（3）問卷中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頻率被設定了六個答案：“幾乎每天”、“每周幾次”、“每月幾次”、“每年幾次”、“幾年一次”和“從未接觸”六個選項。課題組將“幾乎每天”和“每周幾次”整合為“高頻接觸”，將“每年幾次”和“幾年一次”整合為“低頻接觸”，剩下的“每月幾次”則屬于“中頻接觸”。（4）表格中每個數據框內均有兩個數據，其中前者為震前的數據，后者為震后的數據。 表1的數據反映的是地震前后受訪民眾接觸羌族舞蹈信息頻率的對比。分析該表可以得知，地震后民眾接觸各類羌族舞蹈信息的比例明顯高于地震前。具體而言，在地震前，高頻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民眾比例為27.8%；地震后，高頻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比例飆升至47.0%。此外，地震前，從未接觸過羌族舞蹈信息的民眾占到總數的25.0%；而地震后，這個比例下降至12.2%，不到地震前比例的一半。總的來說，地震之后，受訪民眾中有69.1%的比例至少每個月都會接觸到幾次羌族舞蹈的信息，“達標”⑤比例接近七成，而地震前這一比例僅為46.3%。如果分別考察不同民族民眾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頻率，我們會發現，無論是羌族，抑或是漢族和藏族民眾，在地震后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頻率都明顯優于地震前。比如，在地震前，漢族民眾中高頻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比例僅為13.5%，而地震后這一比例上升為49.3%，增幅達35.8%；在地震前，漢族民眾從未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比例達48.2%，而地震后這一比例下降為12.4%，降幅也達35.8%。 然而，表1的數據還說明了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即相較于漢族和藏族民眾而言，羌族民眾在地震后對本民族舞蹈信息接觸的提升程度最低。如果，我們將地震前后“高頻”和“中頻”接觸的增加比率，以及“低頻”和“從未接觸”的降低比率視為羌族舞蹈接觸度的提升的話，我們則可以計算出各民族在接觸羌族舞蹈信息頻率方面的整體提升度。計算后的結果顯示，漢族民眾的接觸頻率提升度為98.1，藏族民眾的接觸頻率提升度為38.5，而羌族民眾接觸頻率提升度為20.6。可見，雖然各民族民眾接觸羌族舞蹈信息在地震后都有顯著提升，但其中漢族民眾的提升幅度最大，藏族民眾次之，羌族民眾最低。也就是說，在地震后羌族民眾對于本族舞蹈信息接觸的改善情況位居最末。 （二）地震前后茂縣地區羌族舞蹈參與度比較 表2：地震前后各族民眾參與羌族舞蹈活動的頻率 表格說明：（1）數據采編《羌族舞蹈生存狀況問卷》的統計報告。（2）問卷通過SPSS軟件統計。（3）問卷中接觸羌族舞蹈信息的頻率被設定了六個答案：“幾乎每天”、“每周幾次”、“每月幾次”、“每年幾次”、“幾年一次”和“從未接觸”六個選項。課題組將“幾乎每天”和“每周幾次”整合為“高頻接觸”，將“每年幾次”和“幾年一次”整合為“低頻接觸”，剩下的“每月幾次”則屬于“中頻接觸”。（4）表格中每個數據框內均有兩個數據，其中前者為震前的數據，后者為震后的數據。 表2的數據反映的是地震前后受訪民眾參與羌族舞蹈活動頻率的對比。可以看到，地震后民眾參與羌族舞蹈活動的頻率比地震前有明顯的提升。其中，在地震前，高頻參與羌族舞蹈活動的民眾比例為19.3%。地震后，該比例上升至31.6%；地震前，從未參與過羌族舞蹈活動的民眾占到總數的34.3%，地震后，這個比例下降至21.0%。總的來說，地震之前，僅有35.9%的民眾能夠做到每月至少參加幾次羌族舞蹈活動，而地震后達到該標準的比例上升至52.9%。與接觸羌族舞蹈信息頻率相同的是，地震后各民族民眾參與羌族舞蹈活動的頻率都有明顯提升。比如，地震前漢族民眾中從未參與過羌族舞蹈活動的比例高達61.0%，而在地震后這個比例驟降至17.4%。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就參與羌族舞蹈頻率的提升度來看，羌族民眾仍然是三民族中最低的。其中，漢族民眾參與羌族舞蹈頻率的提升度為73.5，藏族民眾參與頻率的提升度為27.1，羌族民眾參與頻率的提升度僅為12.7。也就是說，在地震后羌族民眾對于本族舞蹈參與程度的改善情況位居最末。 綜上所述，實證數據證實：（1）就整體而言，地震后，羌族舞蹈的生存狀況有所改善，具體表現在民眾對于羌族舞蹈的接觸度和認知度均有顯著上升；（2）相對而言，地震后，羌族舞蹈在本民族中的生存困境并未得到顯著的提升。地震后，茂縣的漢族和藏族民眾更多地參與和接觸到羌族舞蹈，而羌族民眾對本族舞蹈的接觸和參與頻率的提升度遠不及其他兩個民族。 二地震后羌族舞蹈生存狀況改善的成因分析 羌族舞蹈整體生存狀況的改善與羌族舞蹈生存的文化環境的變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其中，地震之后國家一系列文化政策的調整使得羌族舞蹈生存的文化環境中的政策要素、傳媒要素和商業要素均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些要素的變化共同改善了羌族舞蹈的生存狀況。 地震后羌族舞蹈生存狀況的改善首先源于國家政策的調整。民族舞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國家層面上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起步較晚，我國直到2004年才加入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此后在2005年，羌族的“瓦爾俄足”節、卡斯達溫舞等3項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前，北川就向四川省人大送交了《北川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份《條例》是為了避免民族特點與區域文化特色的消失，更好地保護依靠口承和行為傳承的文化遺產和傳統技藝而制定的。然而，這些保護措施中均沒有將羌族傳統文化視為整體來保護，也就自然沒有建立起具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此種情況，在汶川地震后得以改變，突出表現在文化部制定的《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規劃綱要》之中。國務委員劉延東同志還專門為“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授牌。自此，羌族傳統文化在國家非物質文化保護的戰略中有了獨立的位置。羌族舞蹈文化保護的措施變得更加具有針對性。比如，針對羌族釋比的補助就大幅度提升。課題組在訪談時，釋比就談到：“比起以前好多咯嘛。我們現在拿到起工資嘛，不多，也莫得（沒有）原先那么惱火（糟糕）咯。”⑥正如學者賈銀忠指出的那樣，“相關部門專門為一個民族的文化保護制定這樣的‘規劃綱要’是前所未有的事，可見國家相關部門對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保護的重視程度。” 地震后羌族舞蹈生存狀況的變化還來源于成功的商業開發。茂縣是我國最大的羌族聚居地，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各種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破壞。重建中，茂縣許多鄉村都發展起特色鄉村旅游，而各種羌族舞蹈就成為特色旅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地震前，茂縣旅游呈現出鮮明的“過境旅游”的特征。游客通常都是將其作為前往下一個目的地的“中轉站”。⑧羌族文化并不是茂縣旅游業的主打品牌。因此，茂縣“在全國和川內的旅游行業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都是相當低的。留給游客的印象非常膚淺”⑨。地震后，茂縣旅游業獲得了新生。在新的模式下，茂縣成為具有羌民族特色的旅游城鎮。羌文化將原本散落的鄉村旅游點串聯起來。原來的“過境旅游”也開始朝著“目的地旅游”的模式過渡，并取得顯著的成效。10因此，作為羌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羌民族舞蹈隨著旅游業對于羌族文化的開發和挖掘也獲得了更高的認知度和參與度，羌族舞蹈的生存狀況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三地震后羌族舞蹈在本族中生存困境改善緩慢的成因分析 （一）各民族獲取羌族舞蹈信息方式的差異 表3：地震后各族民眾獲取羌族舞蹈信息所依賴的媒介 表格說明：（1）數據采編《羌族舞蹈生存狀況問卷》的統計報告。（2）問卷通過SPSS軟件統計。（3）表格的數據標示了民眾對不同媒介的依賴度，百分比越高，則意味著民眾對該媒介依賴度越高。 表3的數據說明，在各種媒介中，茂縣民眾對于“電視”、“口耳相傳”和“網絡”的依賴程度最高，分別有67.9%、60.9%和52.4%的民眾表示他們是通過電視、口耳相傳和網絡等媒介獲得了有關羌族舞蹈的信息。在這些媒介中，既有傳統的“口耳相傳”，也有現代產生的“電視”，同樣也有新興的網絡媒介。可見，民眾獲取羌族舞蹈信息的媒介較為多元。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后生媒介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補給了羌族地區不同受眾的社會生活需求，正如美國媒介理論家保羅萊文森提出“補償性媒介”（Remedial Medium）理論，他認為人在媒介演化過程中進行著理性選擇：任何一種后繼的媒介都是一種補救措施，都是對過去的某一種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補救和補償。就像書信、廣播、電視、互聯網的相繼出現都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原有傳播方式不足。 然而，如果將民族差異納入考量范圍的話，我們便會發現，羌族民眾從各種媒介中獲取羌族舞蹈信息的比例會明顯低于漢族和藏族的民眾。比如，受訪的漢族民眾中有65.8%的比例表示曾經在網絡上獲取了有關羌族舞蹈的信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僅有45.2%的羌族民眾表示曾經通過網絡獲取了羌族舞蹈的信息。另外，有75.3%的漢族民眾表示曾經在電視上觀看到羌族舞蹈的信息，而僅有64.7%的羌族民眾曾經通過電視獲取到相關信息。筆者認為，其原因可能在于當下“主流媒體關注點”和“受眾預設”的民族背離即雖然媒介關注的是“羌族”，但實際的受眾可能多數已被有意無意的設定為“羌外人”。在這一過程中，參與事件的羌族民眾甚至一些羌媒體人都成為了事件的“他者”，被排離于主流媒體循環“關注點”的運營規律之外。如果說媒體將羌族文化信息的訴求定位為“供應他族”是求自身發展也為平衡多方利益的必然決策，那之后羌媒體自我調整的“內銷循環”，其頻率及力度的效果都遠遠未達到應有的水準。 （二）羌族舞蹈在各民族中傳播方式的差異 羌族舞蹈在羌族民眾中的生存方式與其在漢族和藏族民眾中的生存方式有明顯差異，這使得震后政策、媒體和商業等因素的調整對羌族民眾而言效果并不明顯。羌族舞蹈在本族中的傳播方式更具有原生態性，具體而言，就是傳承更依靠傳統的“血族”聯系，舞蹈動員更依賴民俗與宗教的感召，舞蹈的參與更體現了民族的認同。這些特征決定了羌族舞蹈在本族中的傳承和傳播對于其原生態的文化環境依賴更為顯著。例如新羌寨中火塘文化的遺失。羌族傳統的喪事儀式中的舞蹈“卡斯達溫”和“莫恩納沙”都是在“火塘”這一“場域”（field）12中進行的。新羌寨建設過程中特定“場域”的消失無疑對于羌族舞蹈活動的進行產生了負面影響。又如羌族民眾參與本族舞蹈更大程度上是在民俗動員之下的自發參與，政府在忽視民俗的情況下采用政策或者商業的動員，其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調研的數據顯示，在地震之后，羌族民眾參與“政府組織的舞蹈”和“商業性舞蹈”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分別由21.5%和7.3%上升至36.8%和11.7%）。但民眾參與“群眾自發舞蹈”的比例卻有顯著下降（由56.6%下降至42.3%）。過度行政化將很可能使得羌族舞蹈的傳承失去主動性，而過度商業化可能導致羌舞蹈舞臺化和符號化。這種趨勢都可能不利于原生態羌族舞蹈的傳承與發展。 結語 可見，不同民族民眾對于媒介不同的依賴程度、傳播內容的關注度以及參與舞蹈活動方式的差異導致了我們在傳承與保護羌族民族舞蹈時，改革方針與羌族民眾實際狀況不切合的現實瓶頸。筆者認為，應進一步深化現有的改革措施，以政策統籌和商業拉動作為改善羌族舞蹈生存環境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還要針對羌族民眾提出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考慮到現有媒介在傳播羌族舞蹈信息的過程中對羌族民眾有意無意的“忽視”，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在“對外”（羌族外）傳播的同時也將關注的目標適當地向“對內”（羌族內）調整。通過此種調整能夠填補信息傳播的“真空”，增加羌族民眾對于各種媒介的依賴程度，從而提升羌族民眾對本族舞蹈的認知和接觸。此外，我們還應該關注的是媒介內容生產者生產的信息品質。針對不同的受眾、不同媒介采用不同的信息內容，使之更貼合不同性別、年齡和居住地羌族受眾的喜好。一言以蔽之，已被排除在當下羌民族社會生活生產之外的羌民族舞蹈，不僅依賴于羌族新一代知識分子對本民族文化的再建與重構，更依賴于羌民族媒體人的文化自覺。媒介應該成為傳播羌族民族的本民族文化窗口，直觀地、隱匿地、平易近人地、寓教于樂地正確引導羌民眾對于舞蹈這種民俗文化的改觀。除此之外，我們在強調保護“羌舞”本身的同時，更不應忽視此種舞蹈文化傳承的“族群選擇”。在政策統籌和商業拉動時注重羌族舞蹈傳統傳承的“血族屬性”，在保護羌族舞蹈時更加關注其生存的“場域”。唯有如此，才能在吸引其它民族民眾認知、接觸和參與羌族舞蹈的同時，力保羌族舞蹈在本民族民眾中生存狀況得以根本改變。 注釋： ①參見：易慶、陳康《羊皮鼓舞》，載《四川黨的建設城市版》2007年第9期；楊莉《卡斯達溫》，載《四川黨的建設城市版》2007年第9期 ；易慶、陳康《古老的羌族羊皮鼓舞》，載《中國民族》2007年第7期；劉毓秀《羌族古典祭祀舞與現代沙朗》，載《攀枝花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秀花《試論羌族民間舞蹈的風格特點及成因》，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2期 ；楊莉《論羌族民間舞蹈的原生形態》，載《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羅雄巖《羌族舞蹈文化傳承與發展規律的探索》，載《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②參見：馬寧《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及保護對策以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為例》，載《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喇明英《汶川地震后對羌族文化的發展性保護研究》，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7期；蔣彬、張原《羌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研究》，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李大舟、張世均《“汶川大地震”對民族文化保護的影響以地震中的羌族文化為例》，載《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張世均《論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災后保護與傳承》，載《中華文化論壇》2009年第2期；周毓華《羌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研究》，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吳建國、張世均《“汶川地震”對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影響》，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6期。 ③本次隨機抽樣問卷共發放1000份，回收750份，對象涵蓋不同的民族、性別、年齡和居住地的民眾。 ④我國民族大雜居的特點決定了特定的時空情境中往往生活著多個民族，民族間的文化相互影響和交融，因此，課題組認為要考察羌族舞蹈生存的真實狀況，不僅要知悉其在羌族民眾群體中的接受程度，亦要考察羌族舞蹈在同一文化環境下生活的其它民族群體中的接受程度。 ⑤必須承認，“達標”是一個不甚精確的概念。課題組認為，如果某位民眾每月都接觸幾次羌族舞蹈的信息，這至少說明羌族舞蹈是該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盡管也許不是十分重要的部分。 ⑥訪談時間：2011年9月12日，地點：茂縣黑虎寨。 ⑦賈銀忠主編：《中國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頁。 ⑧太原日報：《震后茂縣旅游：艱難的復蘇》，載《太原日報》2009年5月12日第4版。 ⑨陳顯林、黃通勤：《對茂縣旅游業發展的幾點看法》，載《四川財政》2002年第11期。 ⑩李兵：《茂縣傾力打造羌文化核心旅游目的地》，載《阿壩日報》2010年1月14日第3版。 11[美]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何道寬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12“場域”是社會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參見[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單位：葉笛，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李延浩，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本文系文化部“文化藝術研究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0DE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