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芭蕾舞團是中國唯一的國家級芭蕾舞團，成立于1959年。“城市中國與芭蕾計劃”是指中央芭蕾舞團(以下簡稱“中芭”)在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的協助下，編排優秀曲目，根據大、中城市的要求，進行巡演。這項活動的目的就是推進高雅藝術走進城市，同時也為中芭發展尋找更大的空間。 ◎ 沒有城市文化就沒有芭蕾 問：“城市中國與芭蕾計劃”的內容是什么？在您看來，城市與芭蕾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為什么城市這個主題和芭蕾這個藝術門類之間可以聯結出一個很具體的計劃？ 李鐵：芭蕾這個藝術門類出現于意大利，產生于城市，沒有城市文化也就沒有芭蕾。隨著西方國家城市興起至今，城市化率已達到80%甚至90%以上，作為古典藝術代表的芭蕾，在城市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根據城市發展的歷史、規律去研究——一個城市的發展，僅僅是看到一些高樓大廈、一些基礎設施、一些表象的東西是不夠的，還要看到它內在的東西和內容，城市文化恐怕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 此次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策劃這個項目，是根據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趨勢提出的——如何提高城鎮文化素質、提高城市文化形象、打造城市品牌，從而推動城市文化事業的發展，帶動城市整體素質提高。出于以下兩點考慮，我們想把芭蕾因素納入其中。 第一，芭蕾在中國的城市中經歷過很好的普及階段。有一定年齡的人都知道《紅色娘子軍》《白毛女》，還有《天鵝湖》，對芭蕾都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同時，芭蕾是集各種古典藝術于一身的藝術形式。比如說起交響樂這個話題，就不能不提《天鵝湖》的音樂。芭蕾也對之后的舞臺美術、舞臺形象產生了深遠影響。人們更不能忘記芭蕾中的故事，所以芭蕾可以在一個藝術形式中涵蓋多種藝術元素。這就讓我們想到，在致力于推廣城市文化、提高城市素質的時候，如果借助一個交響樂團推廣，恐怕很難達到效果；但推廣芭蕾舞是最簡潔、最方便的，而且它一下子站到了頂端。 第二個原因，在于城市的需求。在海南的博鰲地產論壇上，有一個地產商提出要打造一個“芭蕾雨”的地產項目，地產商在打造地產形象、地產品牌的時候，借助了芭蕾尊貴、高雅的藝術形象。在和中芭接觸之后，我就在想，如果把城市和芭蕾結合的計劃推廣到全國，一方面有助于古典藝術、高雅藝術的推廣，使我們的城市不會停留在簡單的物質形象基礎之上，通過文化形象的提高來改變城市的品位，改善大眾的生活，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高雅藝術也需要城市的支持，我們推廣芭蕾的同時，可以帶動一些企業、商業品牌參與這個策劃，支持中國芭蕾舞事業創造出更多的精品，為社會、為城市、為大眾生活服務。 馮英：我們最開始的共識，是希望更多的人關注芭蕾事業、資助芭蕾項目，把企業家建設自己的文化品牌這個需求與我們的藝術創作相結合，共同搭建平臺，后來，我們將芭蕾文化延伸到城市。現在正好是國家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候，國家對文化重視的程度已經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真的很需要城市文化的重塑和弘揚。 1982年，我去巴黎，一下飛機就感覺這個城市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文化藝術和它的城市建筑與人文，一種讓你一來就覺得這是藝術之都的氛圍。它的魅力，不僅在于巴黎歌劇院，還有城市的園藝，包括建筑、雕塑，全有舞蹈感。其實芭蕾可以讓你直接感受到心動的感覺，欣賞芭蕾是一種激發，然后令人激動。芭蕾藝術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在直觀的劇場氛圍之下追隨心靈的陶冶，而不僅僅是美感。這可能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尋求的，市場道路與藝術發展的共同點。 問：“城市中國與芭蕾計劃”在今年正式起步，組織方要做的具體內容是什么？ 李鐵：實際上去年就開始付諸實踐了——希望中芭建立一個市場營銷機構或團隊。 第二步就是幫助芭蕾舞團“走出去”，走向不同的城市，走向大企業和集團，走向使館，把芭蕾演員帶出去，進行宣傳。我們為此舉辦了幾個活動，邀請各地方城市和企業界的代表參加，讓芭蕾界和企業界互相了解——芭蕾舞團愿意到什么地方演出、在計劃這些演出的時候，企業界是否愿意進行某種形式的合作和贊助，這就是一個計劃的開始。這個城市計劃希望能為中芭插上新的翅膀，中國的芭蕾更深入地走進城市以后，也能夠讓我們的城市擁有更加豐富的內涵。
◎ 解決生計與潛心創作互相擰巴著 問：芭蕾在中國，您認為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境況？ 馮英：中芭到今天，已經有52年的光榮歷史了。但是它每個時期的生存狀態是不一樣的。我們盡量適應當代的需求，但是也有我們的困境。中芭在資金上的不足，使得我們在藝術創作上受限；而且演出票房有時候對我們的壓力是巨大的：拿去年來說，如果是疲于奔命地生存，解決團里“吃飯”的問題，就等于一年要演150多場，平均兩三天就一場，在這樣的演出安排下，團里的舞者哪有時間去潛心創作呢？而按照我們國家院團六七十人的編制和全年的計劃安排，一年演80場是比較科學合理的數字。而現在，很多因素制約著，就變成互相在這兒擰巴著，在這種矛盾當中，我們要生存，同時也要創作好的藝術作品獻給大家。 問：一年演出150場，確實是疲于奔命；而“城市中國與芭蕾計劃”的推廣，會不會增加演出壓力？在已有的演出任務下，這個計劃提出的城市巡演項目能否實現？ 馮英：去年，為了使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積累、有機會創作，我們創造了一個品牌，叫Workshop，就是芭蕾創意工作坊，讓年輕人開始編創。前不久，我們剛剛演了2010年新版《胡桃夾子》。在這個芭蕾劇中，我們跟編導趙明想向世界傳遞中國的文化，運用了很多中國文化的符號。比如，我們想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家庭、中國的親情觀念灌輸在這個作品當中，契合觀眾的文化和審美。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想重新尋求市場方向，就得先培養一批愛好者來支持芭蕾舞事業。理想化的演出模式，每年80場是最好，就是用1/4的時間來做演出，其他的時間用于訓練、培訓、新劇的創作；或者我們可以招一批新的演員，培養后備人才。這都需要通過項目的巡演，得到企業家和城市各方面的支持，以資金的支撐改變演出的模式。 李鐵：這個問題就涉及到一個我們原有文化體制和現有文化體制的關系——怎么來面對市場，面對什么樣的市場？芭蕾舞團的票房收入是很低的，這么高雅的藝術靠票房支撐，世界上其他芭蕾舞團也做不到，一定要靠基金會和大企業來支撐。如果中國的大企業支撐的話，演出的內容和演出數量都會發生很大變化：現在一個團六七十個演員，首先人就不夠，如果說我們一年演出150場，有一二百位演員參加，分成幾個團隊，那這就不是問題；可是現在就這么些人，只能同時演整戲、大戲，那么肯定疲于奔命應付，恐怕最后會影響這個舞團繼續生存的能力。如果我們要走向市場，就不能依賴票房，因為票房對舞團的生存發展起不了支撐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拿什么支撐我們現在的演出呢？ 問：在現實的情況下，中芭在培養和保留優秀舞蹈演員方面有哪些困境？ 馮英：昨天，我去看了法國芭蕾舞團的整體演出，我覺得如果我們的演員參加國外的芭蕾舞團，起碼可以是獨領舞以上的地位。而且芭蕾藝術的演繹是積累的過程，一個演員可能到三四十歲，他的藝術才會豐滿，藝術表現力才能非常到位。這樣的現實非常令人擔心：國外很多舞團跟我們爭演員——不單是中芭，國家很多芭蕾舞團的壓力也都非常巨大，因為現在人才外流現象很嚴重。 所以，對于像盛世東、管文婷這樣的優秀演員，我們需要尋求留得住他們的方式：一是提高他們的待遇和收入，讓他們能夠潛下心來，在他們能跳舞的時候，盡心讓他們跳個夠。現在新的文化體制不像我們過去那樣是“養到老”的，那樣的體制讓我在跳舞的時候真是一門心思什么都不想，只在臺上跳好舞就行；但現在人事管理制度不一樣了，年輕舞蹈演員會有后顧之憂，他們會擔心不跳了之后干什么。我完全能理解現在年輕人面臨的這種困惑。 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通過引進藝術精品、創造條件讓青年舞蹈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華。一個芭蕾舞團一定要不斷有新的、好的藝術作品推出；我們一定要買真正經典的芭蕾劇目，讓青年人有平臺展示他們的才華。比如觀眾前段時間看到的《奧涅金》，以及將來要買的《茶花女》，還有我們團還沒有演過全劇的古典芭蕾名作《舞姬》，也一定要引進。總而言之，就是在待遇上留人，在藝術上留人，在團里以情感留人。 ◎ 不能永遠討論藝術問題 問：基于中芭現在的狀況，此次推出的“城市中國與芭蕾計劃”，還需要哪些思路上的調整？ 李鐵：這種思路調整應當是多方面的。第一，市場的需求不一定是優質的市場化。我們看改革開放之后，電視的發展很快，有投資人、制片人、導演，還有演員，結構、資金循環都非常好。但是首先一條：投資方肯定知道什么是好本子，他們知道什么本子能賣到好價錢。舉例來說，《紅色娘子軍》演了這么多年了，它已經成為一種情結，已經形成特別大的市場知名度。所以在演出精品劇、讓演員施展才華的同時，還要面對市場、面對中國的市場。假如我是一個外國公司，我想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我得先知道中國人喜歡什么；通過觀察，可能會發現《紅色娘子軍》《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類劇目最受觀眾的歡迎，因為它們有市場知名度。 第二個調整，就是關于人才的問題。芭蕾和籃球之類的體育有相似點：都是“青春飯”。但籃球好在它已經形成市場，一個國家級的隊員，每年收入幾百萬元是沒有問題的，他也知道就在這打十幾年，以這十幾年來解決他后半生的生活。這其中的關鍵在于演員、球員，他們都要跟市場環節對接：一個NBA或者CBA的大牌明星，還有拿了很多奧運金牌的選手，走在大街上誰都認識，這是因為大量廣告商來找他們做廣告。 但這個市場，中國芭蕾沒有走進去。盡管芭蕾屬于高雅藝術，但它的文化效應、品牌效應沒有放大。我們高端的芭蕾迷可能知道徐剛是誰，管文婷是誰，但是老百姓有多少人知道他們？“吳瓊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新的芭蕾作品并沒有讓大家熟知，我們需要一部好作品成為中國芭蕾的品牌。 什么品牌呢？我想還是需要老少皆知的劇目，如果有這個品牌，通過這個品牌形象的宣傳，讓國人都知道這個演員，所有的雜志、所有的企業就都會來找他做形象代言。而我們現在就缺一個代表我們自己民族品牌的芭蕾形象；而且芭蕾形象沒有延伸到大眾，沒有延伸到社會，就沒有生產效應，企業就不會找你。 談到這個品牌，可能有的朋友就會想到《紅色娘子軍》《大紅燈籠高高掛》，但我覺得還不理想。理想狀態是，比如中芭演《紅樓夢》，林黛玉的形象和馮英這個舞蹈家的形象對接了，得到觀眾的認可，我們通過影視手段，通過大量廣告來宣傳，舞者的廣告收入遠高于工資收入，舞團的組織者就不用擔心他們這些人才會流失，芭蕾的形象效應也才可能出現；它會帶來的不僅是藝術價值的提高，也會帶來社會價值、商業價值的提高，而且絕不會降低芭蕾舞的藝術品位。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在幾十年時間里，通過市場的推動、資金的引進，像電影產業一樣，推出一個中國芭蕾品牌，我們走向世界的意義，要比我們引進多少國外作品的效果大得多。 問：去年某企業集團跟中芭簽定了合作協議，為舞團提供了資金支持，現在這個合作已經進展了一段時間，您覺得這種“借助外力”的合作模式能為芭蕾發展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馮英：這個變化就是我們創作人有一點信心了。國家發改委和企業方面希望通過合作解決我們的后顧之憂，讓我們可以在藝術上全身心投入，這對我們來講是最重要的。去年我們在經費的支持下，排演了《自由的放飛》這臺戲，在文化部主辦的活動中獲得劇目獎，這其實就是很現實的后盾力量支持。 李鐵：我們需要向外尋求資金的支持，而現在看到的問題就是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資金不足，舞團要通過大量演出來解決資金問題。另一方面，市場宣傳幾乎為零。我記得我看過一部電影《紅菱艷》，它展示出一個芭蕾舞團大概由3部分人組成：經理，他是管理市場的，主創人員，加上演員。可是我們現在只有主創人員和演員，沒有經理。其實，經理會把握住演出方向并解決資金來源，保證演員必要的生存條件。可是一般舞團里的負責人全是搞藝術的，他們拿什么來搞市場？你跟他們聊天的時候，他們永遠談到藝術問題，永遠談到創作問題。你再想去討論市場，他們就不懂了。 所以，我們如果不進行根本的結構性調整，或者不通過外力來促進它變化，將來永遠會在這個惡性循環的環境中生存。雖然中國的芭蕾也做得很好，但是做得很累，演員待遇不能提高，好演員會流失，后備梯隊上不來……長期發展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的看法是，減少演出場次是必須的，但是要有一個過渡。第一步就是要做市場，通過市場把一部分演出計劃結合市場因素，以獲得大企業支持，逐步提高收入來源。第二步再繼續培養團隊的后備力量，從而轉化為真正的市場化演出，并且舞團也能承擔更多公益性演出，這樣的話，才能達到文化體制改革后的雙贏效果。 問：談到芭蕾品牌和芭蕾市場的建設，中芭在這個話題上的思考有哪些？ 馮英：在國際芭蕾舞壇上，中芭就是一個品牌。我們現在對自己的要求是“三足鼎立”：一是要向中國觀眾介紹世界最優秀的藝術；二是我們向世界“走出去”的時候，一定要介紹中國最優秀的芭蕾成果，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紅色娘子軍》《牡丹亭》，以及中國版《胡桃夾子》，法國和美國的演出市場對它非常感興趣，這也說明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劇目；三是一定要跳世界經典劇目，通過同一個劇目的表現與國際上的同行比較，以展現我們的演員、主創等各方面的優勢。 面對中國觀眾，我們不僅要讓大家知道、了解《紅色娘子軍》，也要讓大家知道《吉賽爾》《堂吉訶德》等古典芭蕾、新古典藝術等——芭蕾之所以那么迷人，就是因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優秀作品產生。面對國外同行，你只有足夠優秀，才會被世界芭蕾舞壇認可，所以現在我們除了引進古典劇目，古代、現代、當代的節目得樣樣拿手才行；比如說大家都跳《堂吉訶德》的時候，中國的舞蹈家不輸給國外同行，而且我們還有自己的作品——《牡丹亭》《紅色娘子軍》《大紅燈籠高高掛》……所以推出精品節目、引介優秀劇目，中芭肯定是要繼續做下去的。 ◎ 芭蕾讓城市更美好 問：您對“城市中國與芭蕾計劃”和中芭的期待及部署是什么？ 李鐵：希望大家更多關注城市的發展、城市與芭蕾的結合。因為畢竟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可是我們的城市素質還需要提高。我相信通過這個活動，能使更多的人關注芭蕾，同時關注城市生活中文化藝術水準的提高。城市不是穿衣戴帽的形象工程，還要注重內在素質的改變。 馮英：中芭自己的肌體內蘊藏著藝術的創作力、成長的空間，這些空間也許不僅是藝術家們的事情。我希望城市可以讓中芭插上新翅膀，芭蕾走進城市以后，也能夠讓我們的城市擁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上海世博會的口號，其實芭蕾也能讓城市更美好，我們共同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