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微博認證為“民辦教育專家”大V信力建撰文《從“廣場大媽舞”看“文革流毒”》，這位在自我介紹中要“實現和解、達成寬恕”、“還原真相”的教育家對“大媽廣場舞”有著獨到見解。 信力建在文中稱，現在五、六十多歲的廣場大媽們，文革時期正是她們少年兒童時代，“可以斷言：她們所以熱衷‘廣場舞'除了健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找回在她們兒童少年曾經為之熱血沸騰的‘激情燃燒歲月'，或者說是對文革那種大轟大鬧，在偉大領袖指引下將自己意志強加于他人頭上的火紅時代的追憶。”并稱“廣場舞”基本上就是文革時期的“大喇叭”加“忠字舞”的結合。 他在文末稱，中國只有在徹底清楚文革余毒，建立真正尊重他人權利的法治社會后，“廣場大媽舞”這一將自己意志凌駕于他人頭上的痼疾，才能真正地銷聲匿跡。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種觀點，觀察者網曾刊文《中國大媽為什么必須占據廣場》，認為互聯網時代造成的技術壁壘使老年人成為了文化弱勢群體，正是老年人文化需求的日益邊緣化將大媽們推向了社區廣場。
以下為《從“廣場大媽舞”看“文革流毒”》全文： 在中國“廣場大媽舞”已經成為城市“一景”：夜幕降臨，華燈初放，在城市的十字路口、在步行街、在街頭小巷、在不同形式的大小廣場，一群五十歲上下的大媽，或統一著裝、或統一道具、正唯我歡快地伴隨著《最炫民族風》《老婆最大》《傷不起》《荷塘月色》這些“神曲”，配上音質不高的音響在翩翩起舞。也許，這就是和諧社會的所謂“歌舞升平”？然而，在她們樂不可支興高采烈的同時，旁人卻怒氣沖天忍無可忍--因她們太顧及自己的幸福歡樂，卻將他人的寧靜拆解得支離破碎。 于是，不愿領教她們這音樂與舞蹈的人們群起而攻之，僅以去年為例，2013年4月，成都一小區幾家臨街住戶由于長期受廣場舞音樂困擾，一氣之下向跳舞人群扔水彈；2013年8月，北京昌平區，由于鄰居跳廣場舞放音響聲音過大影響了自己休息，56歲的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雙筒獵槍朝天鳴槍，還放出飼養的3只藏獒沖散跳舞人群；2013年10月，武漢一小區內正在跳廣場舞的人群遭樓上業主潑糞……最新的一則消息則是溫州市中區新國光商住廣場上的居民不堪與他們一河之隔的松臺廣場上的“大媽舞”，而集資26萬，購得原本是用來強聲驅暴、災害事件（地震、洪水等）指揮調度的高音炮大喇叭6臺，以毒攻毒，對廣場舞興正隆的大媽反復播送：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違法行為！”當天下午2點開始，“警告聲”一直播放到傍晚5點多。一些廣場舞大媽實在受不了了，陸續打道回府。雖然花銷不菲，可居民都以為值，原因是：當初買房的時候，新國光商住廣場比周邊的住宅每平方米要貴四五千元，現在便宜三四千都很難賣。可見這“廣場大媽舞”擾民之甚！
因為這種“廣場大媽舞”風行全國，所以我們不妨探究這一普遍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從歲數上看，現在五、六十多歲的廣場大媽們，文革時期正是她們少年兒童時代，按弗洛伊德的說法，此時期建立起來的崇敬與禁忌，將影響她們一生--可以斷言：她們所以熱衷“廣場舞”除了健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找回在她們兒童少年曾經為之熱血沸騰的“激情燃燒歲月”，或者說是對文革那種大轟大鬧，在偉大領袖指引下將自己意志強加于他人頭上的火紅時代的追憶。 從形式上看，這種“廣場舞”基本上就是文革時期的“大喇叭”加“忠字舞”的結合。文革期間，當局煽動基層老百姓將自己意志強加于他人--這種“他人”無論是“走資派”，還是所謂“地富反壞右”--的方式就是首先通過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的大喇叭將各種充滿政治恐嚇與血腥口號的聲音傳遍整個國家的大街小巷、城市鄉村，從而徹底驅逐人們內心深處的寧靜清明與理性判斷，如此這般就能為所欲為唯我獨尊。為了檢閱這種驅逐的效果，于是大力提倡老百姓跳“忠字舞”。所謂“忠字舞”是文革時期用于廣場（大場地）或游行的隊列行進間的歌頌性民眾舞蹈。 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滿懷豪情迎九大》和語錄歌等歌曲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時間約在1966-1968年間；九大以后漸趨衰微。其舞蹈語匯是從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里照搬過來（有人認為源自內蒙古的“安代舞”），為了通俗簡易又給予簡化。舞蹈動作粗放、簡單、夸張，采取象形表意、圖解化的表現手法跳舞時手里還要揮動語錄本（紅寶書）或紅綢巾作為道具。它的動作有點像廣播體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對機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擬。舞蹈者全身心充溢著朝圣的莊嚴感，情緒激蕩，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卻又讓人產生滑稽的感覺。專業人士和一般民眾多批評說沒有美感，但也有人說舞蹈姿勢優美者可與后來勁舞媲美，無意間給革命時代的娛樂匱乏提供了某種補償。其實，這種舞蹈的最大功能還在于可以借此來大范圍地檢測老百姓對當局的忠誠度--就好象滿清皇帝用是否留辮子來檢測漢族對其統治的忠誠度一樣。
再從實質上看，大媽們所以熱衷廣場舞，最根本原因就在于這批人沒受到過很好的教育，更不用說人文教育和美學教育了，也沒有傳統道德的束縛，也沒有現代公民的公共意識，在她們人生觀觀形成時期，接觸到的都是戰斗，革命，破壞，蔑視他人，自我膨脹這一類概念，所以在大跳廣場舞的時候，擾民，矛盾，就層出不窮了。 這就是大媽廣場舞背后的原因。一般而言，普世幸福觀就是以普世價值觀作為核心理念的一種生活方式的追求，自由、平等、理想，是普世幸福觀最基本且連環遞進的三要素。沒有自由，平等就是空談；沒有平等，理想就是拼爹；沒有理想，人的創造潛能就必遭扼殺；當人性潛能都得不到釋放，就不可能“更好地活出自我”，幸福何在？因此，我自由、我選擇、我成功、我幸福，這就是普世幸福觀的幸福邏輯。這也是世界其他各國均用“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國民幸福水平的原因。 而中國大媽們的廣場舞，本質上是城市里那些先富起來或有保障養老金的半老徐娘炫耀自己幸福的賣騷秀，自己在“自由”地炫耀幸福時，還得強迫周圍鄰居和匆匆路人非常不自由地消受她們的“自由”。“自由”完全屬于她們自己，壓根就沒有平等意識，把“不平等”拋給他人，把“幸福”留給自己。她們根本不會去想，像她們同樣年齡段的婦女還有龐大群體在為生存、養老、看病、教育、住房等浴血掙扎，還有一批在上訪，還有一批在黑監獄，還有一批在失獨，還有一批在抗強拆……，她們更不會想這些社會之惡將會降臨在她們身上或她們子孫后代身上。因為她們現在活得很好，她們在慶幸自己比那些受苦受難的群體幸福。身體棒好，吃飯噴香，她們要更好地活下去。一言以蔽之，她們只想將自己在吃飽喝足后的炫耀發泄的意志強加在所有人頭上，而不管人家是不是認同或接受她們這種意志。而這，正是文革爆發和推動的核心。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廣場大媽舞，是文革流毒至今不絕的最好證據。 在其它沒有爆發過文革，保持這理性清明的國家，我們就看不到這種強權式的擾民“廣場舞”--豈止沒有廣場舞？就連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將自己話語強行灌輸給旁人的事也沒有。比如在我們的近鄰日本：日本地鐵里相當安靜，日本地鐵是人們的主要交通工具，但不管車站內如何熙熙攘攘，行駛中的地鐵車廂內都是很安靜的。日本人規矩地坐著或者站著，面無表情、似看非看地望著窗外。即使熟人間也很少交談，偶爾竊竊私語，也把聲音壓得很低。所有人都刻意保持著車廂內的安靜，車廂內惟一可以自由響起的是報站的聲音。日本人使用手機也習慣調成振動模式--原因是怕手機鈴聲影響到別人。地鐵車廂里老、弱、病、孕、殘的專座上方，也貼有明顯標志，提醒坐在上述專座旁的乘客要關閉手機，以免手機輻射影響到坐在這些專座上的人。 在日本的大街上也很少能看見有人大聲講電話，醫院里更是不允許在走廊里打電話。在賓館大堂、機場等公共地方，日本人的表現和地鐵車廂內差不多，這些地方也很安靜。日本人即使在家中也盡量不制造出大的聲音，不然很可能被投訴。為什么日本人這么安靜？即使在家里也不能為所欲為？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安靜是別人應當享有的權利，自己沒有資格和權力去剝奪人家這一享受！去年美國《僑報》曾報道，一位年約60歲的王女士領導的華人舞蹈隊在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排練腰鼓時，因噪音擾民，遭到當地居民報警。王女士本想解釋，卻被警員強行上手銬，并被開出傳票。警方列出她被控罪的理由是"在公共場所沒理由制造噪聲"。《僑報》認為，紐約警方在處理此事的方式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華人大媽們也需要檢討。特別是王女士的舞蹈隊已非首次遭遇警方干涉，更應該“吃一塹長一智”，規范自己的娛樂行為、尊重他人的生活安寧。 也許，中國也只有在徹底清楚文革余毒，建立真正尊重他人權利的法治社會后，“廣場大媽舞”這一將自己意志凌駕于他人頭上的痼疾，才能真正銷聲匿跡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