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的吳曉邦老師

年青的戴愛蓮老師

年青的梁倫老師

從樸素的歷史證據來看，中國第三代現代舞編舞家有三位：吳曉邦老師、戴愛蓮老師和梁倫老師。他們三位都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站上舞臺，以愛國熱情投入創作，以舞蹈反映時代精神，并各自擁有獨特的藝術觀點。三位老師的背景出身盡管不同，在國家面臨戰爭和解放后政治運動的大時代之下，所走過的藝術道路卻又何其相似。我十分幸運在改革開放之后，有機會拜訪過三位前輩，并接受過他們的耳提面命，雖然均是只言片語，卻受益無窮。也因為心理上的如此親近，對他們在發展中國現代舞道路上的艱困遭遇，感同身受之余，更對他們懷抱由衷的敬意。

    為了能更宏觀地從三位前輩的身上了解中國的現代舞發展之路，我把他們的生平和成就分三個階段描述：1·抗戰前的背景、2·抗戰時期到新中國成立的奮斗、3·新中國成立后的際遇。

1·抗戰前的背景

    吳曉邦老師生于1906年江蘇太倉，青年時代正是中國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受新文化思潮影響，立志改變中國的保守落后局面。他于1929年到1936年間，曾三度前往日本跟隨高田雅夫Masao Takada學習芭蕾舞，并跟隨江口隆哉Takaya Eguchi和宮操子Misako Miya學習現代舞。當時的江口隆哉和宮操子于德國師承瑪麗·魏格曼Mary Wigman，回到日本后，把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的現代舞首次帶到亞洲，引起轟動，也改變了日本舞蹈界對舞蹈的認識。吳老師由衷認同德國表現主義的理想，希望舞蹈藝術能真實反映社會的現狀，于1932年在上海建立曉邦舞蹈學校，又于1935年創辦曉邦舞蹈研究所，提倡中國要創作新舞蹈，也就是今天的現代舞。抗戰前的中國政治腐敗、民生艱困，吳老師于1935年在上海舉行了首次個人作品發布會，演出《傀儡》、《送葬》、《浦江之夜》等新作品，題材都是從現實生活出發，內容上諷刺和鞭撻當時社會上的墮落和不公，形式上則進行各種實驗性的表現手法。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吳老師離開上海，投身于共產黨號召的，以文藝宣傳抗日救國的活動行列中。

    戴愛蓮老師祖籍廣東新會，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島特立尼達島Trinidad Island的華僑家庭，嚴格來說不算是中國的編舞家，可是她毅然返回祖國參與抗戰工作，并終其一生在神州大地上努力建設舞蹈文化，比許多土生土長，卻移民外國的中國藝術家更‘中國’得多。戴老師5歲開始學習舞蹈，14歲時前赴英國倫敦，學習芭蕾舞于安東·道林Anton Dolin和瑪麗·蘭伯特Mary Rambert門下，期間她喜愛上德國的表現主義舞蹈，跟隨瑪麗·魏格曼Mary Wigman學習現代舞，更在1939年加入德國舞蹈大師庫德· 尤斯Kurt Joose在英國建立的舞團工作，并有機會接觸學習魯道夫·拉班Rudolf Laban創設的舞譜系統。戴老師雖然從小生活在外國，卻對中國有著深湛感情，在倫敦為了生活，需要在一些小會所里演出謀取生活費，而創作一些以中國為題材的舞蹈，如《傘舞》、《警醒》、《前進》等，已經展現了她對中國的關心。抗日戰爭爆發，戴老師在英國以舞蹈演出募捐支援國內的抗日活動，1940年更取道香港面見宋慶齡女士，在安排下返回內地重慶，直接參與舞蹈救國的工作。

    梁倫老師于1921年出生于廣東高要一個普通家庭，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還只是個16歲的熱血青年，醉心于戲劇藝術，先后在廣州參加過洪流劇團和復興劇社等表演團體，以話劇宣傳抗日救國活動。梁倫老師在1941年考入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系編導專業，選擇舞蹈作為副修學科，有機會跟隨吳曉邦老師上課，并因此對舞蹈創作產生了濃厚興趣，更主動跟居住于廣州的英國舞蹈家學習芭蕾舞。1944年日本軍隊大舉進攻河南、湖南和廣西等地區，廣州受到波及，梁倫老師跟隨逃難人潮輾轉流落于廣西、貴州和云南，路上目睹難民的悲慘經歷如人間煉獄，堅定了他以舞蹈創作為武器，奮起抗爭，參與救國的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