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十年動亂的“文革”剛剛結束，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了。全國53位文藝界政協委員下榻北京友誼賓館北配樓。我與舞蹈大師戴愛蓮在這里重逢。眾所周知，“四人幫”時期文藝界是重災區，所以我們一見面，互報平安后便緊緊擁抱，我們的眼淚都奪眶而出。稍稍平復一會兒我就開始向她打聽原東方音樂舞蹈班(東方歌舞團的前身)的情況。因為我知道，這也是戴先生最牽掛的事情。

　　1957年，她在北京舞蹈學校落實周總理的相關指示，親手扶持了以張均、于海燕為代表的首批中國東方音樂舞蹈人才。

　　戴愛蓮先生是歸國華僑，中文說不好，表達起來往往要思考一會兒，才能用漢語描述出一個大概來，我對漢語聲母的四聲發音也不準，用漢語描述一段事情，也比較吃力，結果我們之間交談，就往往會出現誤解和笑話。

　　在那次會議期間，戴先生給我講了一段在“文革”中，東方舞蹈班下放到北京門頭溝勞動的一段故事。她說，“莫德格瑪，你知道嗎，把‘東方班’下放到門頭溝農村的山溝里去改造，十幾歲的娃娃改什么造，她們是一張白紙，應該在學校學習，在山溝里也沒法練習舞蹈呀！為此，我心里不痛快，為這事就是放心不下。我就追到門頭溝去探望‘東方班’。我去了以后，發現整個大山里沒有洗澡的地方，住宿和衛生環境都非常差，那是一群女孩子，我看到她們身上長了‘蟲子’，頭發里也長了‘蟲子’，她們的黑頭發上還有沙粒子一樣的白色‘蛋’，那個‘蛋’就是‘蟲子’的‘蛋’。你可知道，我看見這些‘蟲子’和‘蛋’渾身起雞皮疙瘩的呀！”她說得比較慢，我知道她是在努力地想表達得更準確些。

　　戴先生說，“我把‘東方班’下放在門頭溝的情況向周總理報告了，也向北京舞蹈學校的主要領導說明了，如果不讓‘東方班’回到舞蹈學校，我就跟她們一起呆在山溝里，我不回去了。我也是北京舞蹈學校的副校長呀，你們愛拿我怎么辦就怎么辦吧！就這樣硬頂著，就把‘東方班’從門頭溝的山溝里找回來了。”

　　接著，她又略有得色地說，“莫德格瑪，你明白，沒有當初的‘東方音樂舞蹈班’，就不會有今天的東方歌舞團呀！”

　　我聽了這段“原東方音樂舞蹈班”的故事很感動，戴先生把“東方班”從門頭溝找回來了，也就是把新興的中國東方音樂舞蹈事業挽救出來了。可我怎么沒有準確地弄明白戴先生講的“蟲子”和“蛋”，我回到房間努力地想了一會兒，還是沒想清楚，就給王昆同志打電話問:“戴先生說，‘東方班’在門頭溝‘勞動改造’的時候，她們身上和頭發里長了‘蟲子’和沙粒子一樣白色的‘蛋’，這是不是一種傳染病呀？王昆聽后，哈哈大笑，“啊呀，那是虱子和蟣子”，我聽了恍然大悟，也笑得眼淚直流。

　　后來，這個故事傳到白楊、張瑞芳、徐肖冰、司徒慧敏、葉淺予和陳荒煤等同志那里了，他們每次見到我都用詼諧口吻說，“小瑪呀，戴先生給你講的故事也讓我們分享分享嘛……”把這句話說完了還要再加上一句“要不要給你們倆找個翻譯呀”……

　　那個時候，我們一開會就聚在一起，我是他們中最年輕的(36歲)，戴愛蓮先生和司徒慧敏給我講過許多故事，戴先生講得最多的是“東方音樂舞蹈班”的故事，我于1962年4月調到東方歌舞團以來，就沒聽過這樣生動有趣的故事。

　　我回到團里一見到“原東方音樂舞蹈班”的張均、于海燕、趙世忠、鄭振槐、唐景璐、崔淑敏等同志，他們就開起“蟲子”和“蛋”的玩笑來了。

　　一提起張均和戴愛蓮與“東方音樂舞蹈班”，就想起戴先生幽默的語言和笑瞇瞇的表情。那個時候，每次回賓館的路上，我就聽戴愛蓮和司徒慧敏、徐肖冰等大家們給我講故事，從餐廳到宿舍的路上都有故事聽。可以說，我在笑聲中接受了戴先生和文化大家們的文化情懷和文藝觀。那時的場景至今難以忘懷。

　　戴先生在晚年時，不止一次把我叫到她家里對我講:“中國必須有芭蕾舞、交響樂，同時也應該有中國東方音樂舞蹈。東方舞和芭蕾舞不分高低，各有各的藝術價值，蒙古舞和其他少數民族舞蹈也是東方舞蹈系列嘛……”

　　還有一次，我去探望戴先生，她從衣柜里拿出一套苗族舞的服飾說，“莫德格瑪，你看，我現在一直堅持穿上少數民族的服飾跳少數民族的舞蹈，你懂這是為什么呀？這就是精神財富，文化這個東西容納得越多越好”。她還意味深長地囑托道:“我老啦，你們可要堅持下去，保住這塊東方音樂舞蹈事業的重要園地。”

　　在那個年代，她為東方音樂舞蹈事業扶持了一大批人才，就是因為有了她，才有了后來東方歌舞團在藝術上的繁榮和興盛，戴愛蓮先生會一直活在我們心里。(作者莫德格瑪 系第五至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