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華

陜北文化曾是現代中國紅色文化的重要資源，特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延安的文藝家經歷了一次走向民間的文化洗禮。這場運動之后，五四以來形成的知識分子話語方式實現了向民間話語的“轉譯”過程。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新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十二把鐮刀》《牛永貴掛彩》《慣匪周子山》等，就是這個時代代表性的成果。因此可以說，陜北民間文化資源，是實踐延安時代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文化資源之一。甚至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最早取代“陰謀文藝”的大眾文藝還是陜北民歌。《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繡金匾》等一時間唱遍了大江南北，使革命的紅色文藝從“樣板戲”重新回到了它的源頭和起點。改革開放以后，音樂界幾度刮起“西北風”。可以說，能夠傳遍全國并受到普遍歡迎的民歌，大概只有陜北民歌。

大型陜北秧歌劇《米脂婆姨綏德漢》，在國家大劇院的演出，讓我們有機會目睹了陜北風情和民歌的巨大魅力。“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溝的炭。”這句贊美陜北風物風情人杰地靈的民謠，幾乎世人皆知。榆林民間藝術團要將“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打造成陜北的文化符號，可以說是得心應手自然天成。“大雨洗藍了陜北的天，大風染紅了陜北的山，天上飄下個米脂妹，地上走來個綏德漢，妹是那黃土坡上紅山丹，哥是那黃河里皮筏船，高坡上愛來黃河上喊，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該劇主線選取了陜北民歌最重要的元素，即民間愛情故事。有“小貂嬋”美譽的青青，與虎子青梅竹馬，小時候虎子就立下“長大我要娶你的”婚誓，長大后虎子被逼成了“山大王”，青青不愿嫁土匪；牛娃生性愚憨，成了青青的“親哥哥”；石娃是遠近聞名的好石匠，于是，爭奪青青的情感或婚姻戰爭就在虎子和石娃之間展開了。

這個故事是最普遍的大眾文藝模式，簡單的概括就是“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故事”。但陜北民歌中健康、潑辣、雄健的特點和米脂婆姨敢愛敢恨、綏德漢子耿直坦蕩的性格特征，將一出大眾文藝的秧歌劇，演繹得雄渾高亢、有情有義。王宏偉、雷佳等傾情投入的演出，將石娃和青青的愛情演繹得感天撼地、驚心動魄。特別是即將曲終人散時，是虎子將青青和石娃送進了洞房，綏德漢子的高風亮節、大仁大義的風范和氣度，以及他所承受的巨大痛苦都感人至深。這與坊間流行都市情感劇是大異其趣的。

劇中穿插呈現的信天游、秧歌、腰鼓、剪紙、高蹺等民俗文化元素，不僅充分展現了陜北地方文化特色，而且使整個舞臺色彩斑斕、跌宕有致、美不勝收。應該說，全劇實現了創作者“唱響陜北文化符號，彰顯陜北民歌魅力”的期許和訴求。

每個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不僅滋養了不同地域的風情風物，而且也培育了獨特的性格和價值觀。陜北民歌蒼涼、高亢、雄渾和深情的曲調，方言俚語中的生動形象和比興鋪排手法，是陜北文化的精粹，也是陜北人民對人生、社會、歷史、天人關系，包括愛情關系在內的人際關系自然質樸的表達。《東方紅》《蘭花花》《三十里鋪》《趕牲靈》《走西口》等經典民歌，直至現代通俗流行歌曲《黃土高坡》，將陜北人民無限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地域風情表達得鮮活生動、淋漓盡致。作為重要的文化資源，陜北民歌在多種藝術形式中不斷再現，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陜北民歌已經成為整個民族文化資源的一部分。

與作為藝術元素添加進藝術創作不同的是，《米脂婆姨綏德漢》從整體上發掘了地域的文化精神，在整合和重述中，創造性地提煉出了陜北文化的精要，陜北人的坦蕩、豪氣、情重如山，一諾千金、信義無價等，得到了形象的詮釋；劇中的每一個片段，看似信手拈來，恰是整體構思嚴謹不露痕跡的佐證。在各地文化產業方興未艾，紛紛打造自己文化符號和品牌的時候，《米脂婆姨綏德漢》應該說是一個成功的范例。相信經過不斷的加工，更精細化地處理情節和場景之后，《米脂婆姨綏德漢》為陜北帶來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效益，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實習編輯：魏巍）